【文/菲利普·皮尔金顿 翻译/观察者网 薛凯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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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精神分析学兴起以来，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门都开始喜欢上在所谓的“叙事”中寻求心灵的庇护。在世界各地的大学课堂上，“叙事”这个模糊的术语现在经常被用于描述人类社会的现象。我们被灌输一种观念：“叙事”赋予了我们身份和自我认同。有了连贯的叙事，我们就有了连贯的身份；没有叙事，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开始崩溃。

这种对“叙事的过于关注”会令人陷入一种后现代式的迷茫，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叙事甚至会令人产生虚无主义的幻觉：在一个一切都是“叙事”的世界，牛顿的《数学原理》和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分析一无是处，恰恰相反，叙事分析很有用。

十多年来，我们对我们自身形成连贯、逻辑通顺的“叙事”的能力一直在下降。我所说的“我们自身”，是指在历经了三十年的战争、荒凉和经济动荡之后，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现在的形式所出现的西方集团。它所讲述的故事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具体体现：西方将支持自由和反对苏联极权主义的自由，冷战的胜利标志着我们成功实践了我们的叙事。

但这个框架也随着柏林墙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垮台而崩溃了。一夜之间，西方人陷入了迷茫，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幸运的是，没过多久，新的叙事方式就出现了，后冷战的叙事代替了冷战的叙事。

1989年柏林墙倒塌是西方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叙事的鲜明体现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后冷战叙事滥觞于1990年的海湾战争，当时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对科威特发动了入侵，主要目的是夺取其石油储备。美国和42个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进行了干预，伊拉克人很快被击退，科威特也在西方的支持下重新独立。这就是后冷战时代新叙事的种子：赢得冷战的西方将在新的现状下维持世界和平。

这个新叙事方式的基础是西方的强大经济实力，失去了外敌并整合好内部的西方一时间风头无两，新经济形式和新的技术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它强调西方发达国家从高度工业化经济体向技术驱动型经济体的转型。这种想法随着计算机革命、金融和贸易法规的放松，以及九十年代西方经济繁荣的良好氛围疯狂成长，并最终发展成体系化的理论。那是一个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股市飙升时演奏萨克斯管的烈火烹油的世界。

然而，到了2000年代初期，这种后冷战的叙事开始破裂。第一个打击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崩溃，股市的巨大泡沫在世纪之交被戳破；然后，三年后，美国入侵伊拉克，揭开了反恐战争的篇章。

这次入侵与第一次海湾战争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在这一次侵略者的角色由美国人扮演。这场战争是由英国和美国挑起的，遭到了如法国等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它以虚假的、定制的情报为依据——也就是现在臭名昭著的“狡猾档案”（dodgy dossier，又称伊拉克档案或二月档案。是2003年为英国于2月3日由布莱尔工党政府通讯与战略主管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向记者发布的、内容涉及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份简报。这些文件最终被英国政府用来佐证其参与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正当性。）和所谓的“化学武器证据”。

2003年联合国安理会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鲍威尔展示“化学武器证据

尽管如此，即使有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们的叙述仍然能做到大体一致和逻辑贯通：美国的经济继续快速增长，战争引发了反战运动，人们对小布什政府的忍受度达到了极限，最终诞生了未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接下来是下一次打击——也是真正的重击。

2008年，随着美国两房市场的崩溃，无数人在2000年代的收入增长化为了泡影，而这一切都是由住房债务所推动的。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该行业自由化而兴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架构，最终被证明已经腐烂，西方走到了不得不求变的前夜。

一切才刚刚开始，2008年的垮塌使两个本应早已远去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和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再一次从废墟中崛起了。前者的代表性事件是美国的茶党运动，他们将政府和企业视为腐败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它的左翼表亲们，如崛起的伯尼·桑德斯和杰里米·科尔宾等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事情。这两个运动仅在首选解决方案上有所不同，左派希望有更多的政府干预，而右派则希望削弱政府的作用并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在随后的几年里，左翼运动又渐渐销声匿迹了。在美国，新兴起的左翼运动被民主党的主流思想所容纳吸收。民主党在吸收了新左翼运动的可取之处后，以不影响经济底线但又相对激进的社会和文化议程赢得了其选民的支持，成为了左翼运动在美国的唯一代表性存在。在英国，左翼代表人物工党领袖科尔宾的人物形象在一波丑闻中迅速崩塌，一群迷茫的“布莱尔派”掌握了权力，左翼运动在英国由此式微。

与此同时，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则发生了变异。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崛起的推动下，英国的右翼发生了分化，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煽动者被右翼分子们划清了界限，右翼运动变得更加务实。例如，它不再只是为了减税而减税。相反，右翼们想要文化和经济的全面复兴，减税等经典的右翼议题从目的本身再次回归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在西方社会和经济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演变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又相当的合乎情理。